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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随着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放缓，未来经济增速还将继续放缓，这会影响居民收入的增长，进而影响储蓄的增长。二是中国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是上升的。随着社会总抚养比的上升，社会的消费倾向较高、储蓄倾向较低，储蓄率也趋于放缓。三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80后、90后、00后等年轻一代，越来越多通过网上借贷平台、信用卡透支等超前消费，消费方式向少存款、负债消费的转变会降低储蓄。四是近年来政府出台一系列扩大居民消费、推进消费升级的意见措施。未来居民消费潜力将进一步激发，因此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储蓄的占比将趋于降低。五是各项社会保险制度覆盖面不断扩大，从城镇职工扩大到全体劳动者，从城镇居民扩大到农村居民。社保体系的日趋健全和完善有利于降低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从而促进消费、降低预防性储蓄。

　　结果显示，中国在1994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实际储蓄率总体低于最优储蓄率（见图10）。此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积累的不断增加，实际储蓄率开始不断上升，并持续高于最优储蓄率，中国国内储蓄无法满足投资需求的状况已改变。中国储蓄缺口（储蓄-资本形成）扩大（见图11）。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实际储蓄率与最优储蓄率之差明显加大，这一时期经济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投资活动较过去开始明显放缓，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开始更加被大家所关注。2010年之后随着经济、产业、人口等结构的转变，中国实际储蓄率开始不断降低，逐步接近最优储蓄率水平，2017年以来甚至还略低于最优储蓄率水平。未来中国储蓄率还会有所降低，这一重大变化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影响值得关注。

　　储蓄率下降及储蓄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及结构。第一，从宏观上看，储蓄率放缓，即净金融资产和资本形成总额总和不断放缓，这会从资金的供给和需求方面同时影响银行的信贷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银行资产规模扩张。第二，从新增金融资产看，存款在各部门金融资产中的占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住户和非金融企业部门，下降的趋势较为明显。未来随着直接融资市场的不断发展，这一趋势或将延续，这会影响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导致银行存款竞争压力增大。同时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理财等产品发展，银行资金成本上升会挤压利润空间，银行传统盈利模式将受到冲击。第三，从新增金融负债看，不同部门负债结构的变化会影响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金融严监管、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等为银行服务企业带来新机会，政府举债方式的变化也要求银行在为政府发行债券、拓宽融资渠道方面有所创新。第四，从风险管理看，根据前文分析，随着储蓄率下降，有些部门的金融风险值得关注，主要体现在企业部门以及政府部门，银行需要加大对这些重点部门相关业务的风险分析，提高相应的风控能力。

　　第一，警惕中国储蓄率过快下滑的情况，需关注居民消费习惯、人口结构、国际收支等重要变化对储蓄的影响。经济整体的平稳运行是储蓄稳定的重要环境，中国要挖掘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潜能，延缓潜在增长率的降低。同时要关注一些重要变化对储蓄的影响。一是关注居民消费习惯的趋势性变化。吸取欧美等发达国家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的教训，引导居民理性消费，倡导量入为出的消费理念，避免形成过度超前消费、过度加杠杆的社会环境。加强对消费金融公司等的审核和监管，避免形成过度宣传、诱导性推广的社会舆论氛围。同时居民非物质化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注重引导形成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健康消费氛围，推动电竞游戏、影视娱乐等新兴行业的规范化发展，传播主流价值观，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倾向。二是关注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是影响储蓄特别是资金盈余的居民部门储蓄的重要结构性变化。未来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之和）上升的速度要快于其他国家，这将对消费与储蓄结构带来深远影响。继续推进生育政策的调整，推动控制人口增长的低生育率向保持人口均衡增长的合理生育率转变。适当提高退休年龄，同时设计以自愿为原则、渐进式的退休制度，提高高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加大教育投入，提升有效劳动水平，推动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三是关注国际收支结构新变化，特别是资本的非理性漏出。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打击非理性、违法违规资金流动，引导资金合理、有序、有效的双向流动。

　　第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投资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以更好提升国内投资效率。投资效率的降低是影响储蓄向投资转化的环节之一，这与投融资体制有待完善、经济下行背景下结构转型压力增大等有关。未来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一方面，持续推动政府简政放权，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发挥好政府引导作用，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投资营造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从双循环角度看，提高投资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国内要针对供给短板出台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加强关键技术、关键环节、关键设计的自主创新，支持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优化升级，加快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发展，以激发有效投资需求的增加。围绕消费升级变化趋势，引导加强对住房、汽车、商贸等传统消费领域的升级投资，挖掘文化旅游、信息、健康养老等新兴领域的投资空间，推动形成消费与投资互促循环新格局。从国际看，以中国为产业基地推动市场的开拓，提升产品竞争力，推动中国产业标准的国际化，谋求从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

　　第五，伴随储蓄率的放缓需关注企业、政府等重点部门金融风险。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通过定向降准等措施做好流动性支持。企业部门方面，要继续推动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杠杆率的平稳降低，通过市场化债转股、出清“僵尸企业”等政策降低企业杠杆率和还债压力。与此同时也要避免“一刀切”，帮助具有市场需求潜力的企业通过重组、结构调整等方式度过难关。政府部门方面，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管理和统计，通过加大专项债支持、盘活资金存量、推动PPP项目落地等方式拓宽地方政府资金来源。在减税大背景下通过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改革，进一步完善税收体系，形成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格局。居民部门压力相对较小，但要警惕过度消费、消费金融市场乱象等潜在风险，同时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中注意政策的平稳过度，避免引起市场的大幅波动。

　　第六，商业银行需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提高创新服务能力。针对不同部门储蓄率的差异性变化采取不同策略。居民部门资产配置需求不断丰富，在存款竞争压力增大的背景下，需要银行精细化个人客户管理，根据不同个人客户需求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针对企业部门需求变化提供多元化产品和服务，以吸引企业客户资金回流，同时顺应产业群发展趋势，抓住核心客户发展上下游供应链融资模式，不断拓展客户规模、优化客户结构。针对地方政府融资模式和需求的变化，积极转变观念、调整传统业务模式，拓展债券承销、PPP、政府产业基金等业务，为政府多元化融资提供更好支持。此外，还需要主动提高潜在风险的分析、处理能力，做好重点领域的风险排查，及早发现、化解潜在风险。